视障博士梁江波，一根盲杖走清华

梁江波

1985年出生于安徽蚌埠，先天性视力障碍患者，13岁彻底失明，2022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，2026年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，系该校建校以来首位视障博士。

下课时分的清华园，自行车、外卖员和往来学生交错穿行。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心里带着几分忐忑，在一旁为梁江波引路。他却走得从容，没有一丝慌乱，用一根盲杖在身前轻轻探路。“我已经练出了在校园横冲直撞的勇气。”他笑着打趣。

2022年，37岁的梁江波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录取，攻读硕士研究生。今年9月，他再次叩开清华校门，继续攻读社会学博士，成为清华建校以来首位视障博士。

一个个学历标签背后，是他不断打破世人眼中的诸多“不可能”：不能参加集体早操、不能上大学、不能继续深造、不能学针灸推拿之外的专业……这些曾经框住视障群体的定论，他都逐一去挑战、去跨越。

即便在人流中行走已神态从容，但梁江波说，忐忑的心思常常如影随形——怕被打量、怕被取笑。可只要握紧盲杖，迈开步子，他便愿意主动走到众人面前提醒：还有视障群体真实地生活在大家身边。

以下是他的讲述。

助教的“听”功

入校两个多月，我才算真正在这座校园安顿下来。

虽然之前我在这里读研究生，但属于非全日制，而且赶上疫情，大多课程在线上完成，跟校园没有太多联结。现在读博全然不同，全日制的学习节奏，加上住校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

校园很大，同学们基本靠自行车代步。开学前，我提前请志愿者同学陪着熟悉路线，反反复复在几间常用的教室之间走，一步步记下来，再试着一个人慢慢走着去上课。

博士生大多住在校外，学校考虑我的特殊情况，特意把我安排在校内宿舍。入住之后，我发现宿舍电梯加装了盲文标识和语音播报。宿舍后面紧挨着芝兰园食堂，其他同学要从前门出去绕一圈才能去食堂，我的校园卡则能刷开宿舍楼的后门，经过一条小巷，直接抵达食堂侧门。食堂工作人员看见我，会主动上前帮忙取餐，送到我座位上。这些细节，让我生出一种归属感。

这学期，我还担任了导师的一门本科课程的助教。助教的工作很细碎：协调教室、收集学生课前的预习情况、在群里整理接龙信息等。这些事我都能完成，只是要比别人耗费更多时间。日常我跟朋友发消息，语音转文字足够方便，但助教的工作涉及学生名字、专业内容，容不得差错，我会打开屏幕阅读器，手动敲下每一个字。整理课程资料也一样，找到材料后，我得先用读屏工具把文本转换成音频，再逐字逐句地听，这比看要慢得多。

靠时间来弥补视觉局限，是我从小到大的常态。

我天生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，刚出生时，还能看到一些东西。那时我看到的世界，就像此刻我们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坐着，能分辨你的发型、衣服的颜色、面部的大致轮廓，却捕捉不到脸上的表情。

那时，父亲在乡下的水利单位工作，我们一家人住在单位家属院里，邻里都很熟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并不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有什么区别。我们一起疯跑嬉闹，只是我跑得最慢，闯祸之后也最先被逮住。

后来，同龄的小伙伴都去上学了，我没法去，心里满是羡慕。父母四处打听学校，却一次次被婉拒。他们就借来课本，把文字放大抄写在黑板上，在家教我认字。

终于，附近一所乡村小学同意让我旁听，父母特地带我配了一副特殊眼镜。与其说是眼镜，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固定在眼前的放大镜。戴着它看书，我要整个人俯下身，脸几乎贴在纸面上才能辨认字迹。加上放大镜视野狭小，就算坐在教室第一排，我还是看不清黑板。可也正因如此，我养成了一个受益至今的习惯：听课特别专注，老师讲的内容，我当堂就能全部掌握。

那段日子里，最让我窘迫的时刻是早操时间。下课铃一响，同学们笑着闹着奔下楼去做操，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常常蹲在窗边，静静听楼下整齐的口令和节拍。广播操的每一句口令、整套动作，我都烂熟于心。

“为什么读博？”

我真正清晰意识到自己视障者的身份，是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之后。

在这里，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融入感，各类集体活动，都可以和大家一同参与。但也是在这里，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，我和从前大院里那些看得见的孩子不一样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的世界褪去最后一点光亮，我全盲了。

盲校里大多数同学的路径十分清晰：读完初中升入中专，条件好一些的再读大专，学到针灸推拿这门手艺，毕业后打工、开店，好一点的归宿就是进入医院就业。这也是父母当初对我的期待。

一个周末，几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学校，其中一位姐姐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去读大学。”我当时十分诧异：“视障者也能上大学吗？”她告诉我，全国有几所大学的特别教育学院可以招收视障学生。

这句话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初三那年，全国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——青岛市盲校的招生简章送到班里，我心里一下子燃起期待，暗暗打定主意，毕业后要去读高中、考大学。

在当时的盲校，这个选择近乎离经叛道。身边所有人都盼着尽快学成手艺、早日工作挣钱，不少人不解地问我：读了高中又能怎么样，就算考上大学，到头来不还是学推拿？那时我没有长远规划，只抱着父母灌输给我的简单念头：多读一点书。

高中时，我心里藏着一个奢望，希望有一天能参加普通高考，跳出留给视障者的专业框架，拥有更多选择。我拼尽全力埋头苦读，可毕业时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别教育学院，学的依旧是针灸推拿。

2014年，视障考生终于获得参加普通高考的机会。我有了新的念想：高考可以了，考研为什么不行？那段时间，我给各地高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电话，询问报考的可能性，收到的大多是拒绝的答复。后来，陆续有前辈成功考取硕士研究生，我重新看到了光亮，下定决心考研。根据往届学长学姐的经验，很多学校要等到报名季，才能最终确定当年是否招收视障考生。

备考的那一年，是我人生里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海量的学习资料，我都要逐一转化为音频才能阅读。普通人扫一眼就能判断一份资料有没有价值，我必须逐字听完。这种感受，很像视障者洗衣服：我们看不见污渍在哪里，只能一点点把整件衣服仔细揉搓，不敢放过任何一处角落。

学习还不是最大的挑战，起伏不定的心态最令人崩溃。普通考生备考都会焦虑，而我心里还悬着一块石头：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报名的资格。无数次复习到疲惫的时候，一个念头就会冒出来：万一最后不让报考，这么久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但我不敢任由这种想法占据思绪，一旦妥协，就只能放弃。

当拨通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，听到对方说“符合条件即可报名”时，我差点哭出来。经过一年漫长又忐忑的坚持，我终于如愿上岸。

为什么要读博？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包括我的父母。

从小到大，父母一直支持我读书闯荡。可当我提出读博时，他们并不理解。在他们眼里，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或是找一份好工作，清华硕士已经足够。但我想要的，是一段纯粹完整的校园时光，这与“证明自己”没有关系。我常常问自己：10年后回望，会不会为放弃读博而遗憾？人总以为，年纪越大，往后的选择会越来越少，可回头才懂，最可惜的，是当初没敢迈出那一步。

与“不安”和解

一路走来支撑我的，首先是源源不断的好奇心。我总想探索更多可能性。有人说视障者的出路只有针灸推拿，我便想知道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；有人默认视障者很难走进顶尖高校，我就想亲自试一试，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。正是这份好奇，推着我不断打破那些“不可能”。

另一股托举我的力量，来自家人。我的弟弟同样是视障者，如今定居苏州，从事小儿推拿。父母和弟弟无条件支持我的选择，让我安心去做旁人眼里不切实际的事。

我的内心也并非一直强大。别看我现在可以从容拿起盲杖，在校园自在行走，但走出校园、去陌生场合之前，我依旧需要做一番心理建设。

外出最大的阻碍，从来不是认路，也不是被挤占的盲道，而是寻找一份自在的归属感。走在人群里，我常会暗自揣测：别人会不会投来异样的目光？如果我迷失方向、原地打转，会不会引来取笑？我一直在学着与这份“不安”和解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忐忑。普通人出门，也会在意自己的模样、担心失态，这份敏感不是视障者独有的。我学着接纳这样的情绪，告诉自己，我也只是一个会忐忑、会害羞的普通人，并不比旁人超脱。如果实在没有勇气出门，我也会劝自己：干脆歇一歇，这次偷个懒。

走在清华园的路上，除了学着适应他人的目光，我心里还藏着一份小小的使命感——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提示，告诉师生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视障群体的存在。

视障群体的身份认同，终究要靠我们自己建立。大众很难凭空想象我们真实的需求，只有我们愿意走出来主动发声，和社会建立联结，外界才能真正读懂我们。

今年，我和伙伴们创办了公益机构“六点曦光”，面向亲子家庭开展融入视障体验的手作活动，比如蒙眼体验、共同制作盲文作业本等。

人人都知道要平等看待视障者，但如果连了解都有限，如何平等看待？在“六点曦光”，大家一起投入一件事情，外界就会发现，我们只是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同，差异并没有想象中巨大，彼此也能配合得很好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好的善意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，而是平等的接纳与融合。

未来，我会继续用行动推动残障者的社会融合，这个方向不会改变。具体怎么走，或许深耕公益，或许走上讲台做一名老师。我希望把融合的理念带进课堂，哪怕只是站在讲台上，我的存在，本身就是生动的一课。（来源：环球人物网）